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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不盡的“內江官”

2022-01-05 12:07:47  責任編輯:楊曉東 李天銳

 

沱江之濱,一處峭壁臨江而立,崖上站著的人眺望遠方,山河壯美,他內心卻有些許惆悵。他所站立的山本來叫降福山,位于今內江市東興老街景區西側,因山的形態猶如一面張貼文告的平板,此山又被稱作掛榜山。這個人乃四川才子、乾隆年間的進士李調元,他游歷掛榜山,想到了這片土地的文風鼎盛,唐有狀元范崇凱,宋有趙逵奪魁、趙雄官至宰相,明代除了宰相趙貞吉,單三品級以上官員就達一百多人。而到了自己的年代,這里的學子有些時運不濟。于是,李調元發出了“七孔照沙洲,江水晝夜流。高官任你做,一去不回頭”的詩嘆。

民間傳說,內江能出高官,都拜掛榜山下7只金鴨所賜的福瑞。清代時有貪婪之人欲挖走金鴨,在山中連挖了6個石洞都沒找到金鴨,挖到第7洞時,7只金鴨從洞中撲翅而出,受驚離去,從此內江文脈斷矣,到了清末才出一個狀元駱成驤,并無朝廷要員。

其實,高官“一去不回頭”,是囿于時代局勢,清代之后,內江也不乏順應時代潮流的顯赫人物,如喻培倫、范長江、張大千等。“富順才子內江官”這句民間傳言,說的是內江籍官吏不僅數量多,而且多出大官良吏,他們或輔國有功或廉潔勤政,久而久之,形成了“內江官”的優良口碑。

輔國良臣

淳熙五年(1178年),趙雄升任正議大夫,拜右丞相。南宋時右相官職大于左相,相當于主相,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。彼時,南宋與金國交戰數十年,國庫空虛,兵民疲憊,特別是光州(今河南省潢川縣)一帶作為國家的屏障,戰火連綿,更是民不聊生。


當時,朝內不少重臣不顧現實,仇恨金國,阻止宋金雙邊的貿易,致使邊境地區的人們生活雪上加霜。拜相后不久,趙雄即上書提請恢復光州的中渡榷場官,相當于重新開啟了雙邊貿易。這是一項富有智慧的決策,彰顯了趙雄的擔當敢為。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,趙雄有勇有謀,掌控宋金戰、和的火候游刃有余。在他看來,穩定朝廷社稷固然重要,老百姓的生存發展同樣重要,于是,他免去光州地區民眾的苛捐雜稅,發展水運,提拔政績好的官員,一時激起了光州官員干事創業的激情。

這時,南宋抗金名將吳璘之子吳挺由于在朝內有裙帶關系,勢力如日中天,被安排為利州西路安撫使,掌握了蜀中的兵權。趙雄覺察到其中的隱患,一天,他覲見宋孝宗,開門見山地直諫。大致說,當年中原的父老鄉親沒少幫助朝廷抗金,吳挺去了在那兒搜刮苛捐雜稅,讓百姓失望至極,最后沒有打勝仗,百姓心中有恨啊。朝廷現在不但不問責,還把吳挺派到四川去,吳家在那邊擁兵自重,遲早要搞出事情。

可惜彼時宋孝宗的權力被太上皇宋高宗架空,他雖然年富力壯,卻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他聽趙雄這么一說,確實是這么回事,想做人事調整,苦于實力單薄,調不動,從此,禍根也埋下了。后來,吳挺的兒子吳曦倒戈引狼入室,將金兵帶入四川攻擊南宋,加速了王朝的滅亡。

在用人上,趙雄愛護良善,連宋孝宗都說他“辦事不避仇怨,選才不論親疏”。當時,文化界大咖朱熹任泉州同安縣主簿,多次上書言政,言辭犀利沒有分寸,讓皇上不高興,欲治他的罪。趙雄連忙勸孝宗說,朱熹只是個狂妄的書生罷了,治他罪反而成就了他,不如將他的長處為國家所用。

孝宗于是命朱熹為南康軍知軍。朱熹一到江西,即興利除弊,重建白鹿洞書院,使之成為與石鼓書院、應天府書院、岳麓書院齊名的宋代四大書院之一。

作為趙雄之后,趙貞吉能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輔大政,靠的同樣是直率、仁厚。

明嘉靖中期,嚴嵩父子把持朝政,結黨營私,趙貞吉從來不屈于這父子倆的淫威。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,蒙古騎兵南下威脅京師,此時嚴嵩等人不顧國恥,主張議和。

明世宗朱厚熜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對策,大家面面相覷欲明哲保身,沒有人敢說話,朝堂上陷入長久的靜默。這時,一個身影閃現出來,他朗聲陳述道:“城下之盟,《春秋》恥之。且既許貢,則必入城要索不已,即內外夾攻,胡以御之?”大致是說,議和了幾乎就攤上了無賴,年年交保護費不說,道義不存,簡直是國家之恥,人民之殤。接著,趙貞吉提出了幾條務實的措施。

明世宗見朝中不乏有風骨的臣子,心中為之振奮。可惜嚴嵩一黨從中作梗,趙貞吉的主張并未實行,之后他一直遭嚴嵩打壓,屢次被貶謫。即便無官可做,趙貞吉從不怨天尤人,回歸故里,依舊堅持初心,傳播學說,造福內江的文教事業。

除了趙雄、趙貞吉,同樣來自資中的狀元趙逵也為官清正、愛憎分明。有“小東坡”之稱的趙逵官至中書舍人,拒絕了秦檜的重金收買,宋高宗都對其獨立人格褒獎有加,曾對趙逵說:“秦檜推薦人才,從來不提到你,憑這一點我知道你不依附權貴,你不愧為天子的門生啊。”

這些古代內江官位極人臣,在官場的大染缸中閱盡了人性的種種陰暗面,卻始終堅持初心和操守。從某種程度來說,他們扮演了封建官僚體系中清新雅致的一面,這一面與奸邪狂妄對立,這一面與腐朽懦弱抗衡。

山水性格

要論“內江官”的性格,可謂既有山的嶙峋不阿、高深博大、志存高遠,又有水的融貫天地,寒可冰清,雪有潔白。他們在為官方面頗有建樹,錚錚鐵骨不屈于奸邪,如遇時運不濟,便如沱江水般婉轉自如,在治學為文方面將士人的社會價值、時代價值發揮到極致。

不必說趙貞吉在心學上的開創性建樹,不必說“小東坡”趙逵對詩學的貢獻,一大批內江官員沒有在封建官場負面因素影響下變得猥瑣腐敗,而是選擇詩性地、文學地活著。他們提供了一個高標準的文化樣本,拓展了封建士人生活的豐富性和可能性。

出生于資州(今資中)的黃澤家族屢出大官,其先輩黃延節曾任大理評事,兼監察御史,更有黃拂、黃播、黃揆等人中進士在多地為官。黃澤自小聰敏好學,卻不好仕途,家人也并不要求他必須出仕,于是他致力于鉆研程朱理學,先后被授江州(今江西九江)景星書院山長和洪州(今江西南昌)東湖書院山長,在當地培育賢良,教化一方水土,樹立起蜀人為師的典范。

師者,不僅傳道授業解惑,在古代往往還被尊為“人之模范”。內江古代出高官,拜山水所賜,很大程度還拜當地的文教、師風所賜。趙貞吉致仕后歸鄉興文教,恐怕很大程度也是受老師蘇秉彝影響。

資州人蘇秉彝家境貧寒,但勤奮好學,明武宗正德十一年(1516年)中舉,歷任學諭,升國子助教,所到之處,聲名俱佳。后因母親年老體衰,奏請回蜀,改任成都府學教授,為國家培育了不少優秀人才,尤以趙貞吉最為杰出。后來蘇秉彝身染重病,堅持抱病教學,與學生談至深夜,第二天便去世了。臨終之前,他將衣冠穿戴得整整齊齊,以儒家之禮了其一生。

“內江官”達則兼濟天下,退則能在書中找到彼岸世界。他們對書籍的熱愛并不是表象的,除了對知識的渴求還有對道義的堅守。明英宗正統十年(1445年)的進士向敬,歷官大理寺丞。在職期間,秉公執法,平反了很多冤獄錯案,受人尊敬。后來在武昌任太守時,也是公正廉明,頗有政績。他去世之后,同僚們清點遺物,最多的是書,幾無錢財。

即便沒有做到高官重臣的階位,“內江官”也從不以自己官位卑微而放棄操守。內江籍官員張萬鐘任高安縣令時,當地舊有習俗,凡是新官上任,當地人都要向其贈獻銀器,作為供具。張萬鐘到那里上任時,堅決不收銀器,還為窮苦百姓代為償付拖欠的賦稅錢糧,縣民們盛贊其德。他去世以后,子孫們打開他的箱子,里面只有書籍,委實是“一塵不染,兩袖清風”。

明代嘉靖年間中乙丑科進士梅友松,曾任兵部侍郎銜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,致仕歸家后,寄情山水,吟詠自樂。如今,梅友松的后裔子孫也大有先輩的儒雅之風,不僅為“書畫之鄉”大添異彩,在工、商、科、文、教等各行各業中也都有不俗的業績。

相為表里

在資中文廟的鄉賢祠里,供奉著以南宋狀元趙逵、宰相趙雄為首的本地賢良,對面與之呼應的名宦祠,則供奉范祖禹等28位外地來資州做官而政績卓著者。

范祖禹是華陽人,仁宗嘉祐八年(1063年)中進士,他的第一次官場履新便是資州龍水縣(今資中龍結鎮)縣令。新人的心情很激動,他從陸路到成都,再乘船到資州。他后來寫《月夜船行入資州》一詩回憶說:“憶昨臥碧山,蒼蒼叢桂間。白云為屏石為枕,綠蘿長掛明日間。”昨天還在山上以石為枕頭睡覺,白云悠悠,綠蘿長掛。接著他寫乘小船沿沱江走了一天,用“欲乘明月向資州”表達急于入資州的心情。

范祖禹上任后勤政愛民,為人寬厚簡樸,平時不言人過。他十分重視教育,大辦學校,重金聘請教師,一時資州地區鄉人皆以讀書為樂。

清代人宋惠綏,從家鄉江蘇來到資州任州牧,他明敏果決,清正廉潔,振興學校。他在資州建立了珠江書院,將州屬不法之僧的田產撥了三處給書院,以作延請教師和學校的雜用開支,對貧寒子弟則免費入學。后來資州相繼建起了棲云、鳳鳴、火烽、菁莪等11所書院,鄰近各縣每年都有好幾百人前來求學,使資州成為“文風甲川南”的文化之鄉。

除州府治地資州外,到內江做官的外地官員受當地政治生態的影響,都勤政廉潔,為民擔當。“內江官”與外地官相為表里,成就了一段段佳話。

在隆昌,石牌坊沉積著人文,也記錄著百姓的感恩和外地官員的厚德。清代隆昌縣令牛樹梅的德政坊上刻有楹聯:“鶴署承清德教民以孝,琴堂聽訟明對己從廉。”牛樹梅經常輕車簡從,騎著一匹馬到鄉間明察暗訪,時常在鄉野街角聽取民生民怨,解決問題,離任后百姓集資為其樹牌坊。

北關的一處德政坊為肅慶德而立,匾額為“政在養民”,頌詞為“清矣”“直哉”。正如“內江官”的清正勇猛,他親自抗擊匪幫,以身殉職。入殮時,余財僅一兩三錢銀子。

文脈是時光斬不斷的根,至今,那些先輩的故事仍然在沱江之濱口耳相傳,對當地官風民風起著潤物細無聲的教化作用。說不盡的“內江官”,故事還在繼續。